乔碧萝，萝莉的萝。
乔碧萝事件从曝光、发酵、盖棺定论只用了短短几天，最终以被永久封停直播间告终，该如何定义这次事件呢？
在斗鱼页面上，乔碧萝殿下给自己的标签是二次元主播，在斗鱼APEX区播播游戏，唱唱歌，神仙嗓音很是吸引人。岁月静好下的乔碧萝殿下是这样的……后来，也就是7月28日的一次直播PK。乔碧萝出了显示bug，面部贴图丢失，真容“现形”。比起另一边在PK的女主播晴子的惊讶，乔碧萝并未发觉，还对晴子来了句“我本来就是一个颜值主播，平时不露面的。”而后，山雨欲来，直播结束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前脚是最受伤的铁粉把自己的ID改成“为你按下F键”后销号而去；后脚就是《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先后报道此次事件，其中“大妈”、“皮肤黝黑”等字眼不免有些戏谑讽刺。
“萝莉变大妈”的巨大反差不仅让段子手们乐此不疲，当事人乔碧萝殿下必然也是坐不住了，先后发了几张自拍，但似乎于事无补。乔碧萝随后接连发博，解释自己的行为，最终承认了这是一场营销事件，前后花费了28万。28万带来的效果远超预期，乔碧萝粉丝持续疯涨，在这个流量至上的年代这看起来是一场成功的营销，但好景不长，8月1日斗鱼直播平台发布事件处理报告，报告称将永久封停主播“乔碧萝殿下”直播间，下架所有相关视频，并关闭主播个人鱼吧。
（图源网络）
至此，一切风波暂时落定，网友们仍会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萝莉变大妈”的故事终将会被他们抛至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热闹和围观，那么冷静之后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呢？戏剧理论：由戈夫曼提出，他认为人生就是表演，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为了表演，人们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用来表演的场所，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适宜展现的行为，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而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的，是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或属于个人隐私的空间。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的窥视欲起源于婴儿时期以及幼年时期对于“性”的原始幻想与渴望，这是一种人类天生的、本能的性冲动。网络直播中，私密场所卧室变为公开的演播厅，闺蜜、恋人之间的“悄悄话”变为公众话语；职业装、家居服、各种奇葩服饰变成了主播服；吃饭、睡觉、打游戏…这些本应属于后台的场景和角色行为，在网络直播平台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前台，暴露于众。流动的、没有必然联系的片段场景，平凡琐碎的个人展示和夸张、离奇的噱头不仅与人们长期以来看到的视频节目有很大差异，更满足了人类固有的好奇心与窥视欲。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学要的是表演艺术。网络主播其实正是契合了这一要求，把一切私密性的物体与空间都转化成了表演的可用元素，于是前台与后台基本没有了空间区隔，前台表演与后台表演基本失去了界限。这种后台前台化的表现手法，在近几年的观察类综艺中已屡见不鲜，主人公将屏幕当做直面自我的一面镜子：解剖、辨白、再拼接或重塑，屏幕前的观众也乐在其中。而缺乏“大众媒介标签”和“严格约束规则”的网络直播更是将这种“公开化”的“娱乐精神”大步向前推进。同时，为了持续满足用户的猎奇和娱乐心理，主播们常常还会主动寻找或创造新的窥视点。（图源网络）
1986年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结合社会学理论传统从微观社会分析的角度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互动仪式链的核心是相互关注和彼此的情感连带，在一种身体与心灵的交流中达到协调，进而产生“群体团结”，并使得成员获得相应的身份感，柯林斯认为，共享的情感/认知体验为参与互动的成员身份带来的自我认可与情感能量的聚集，是互动仪式结果的产生的前提。首先，通过你来我往的评论与回应、“打赏—答谢”的传受互动以及一套容易被读懂的手势和表情符号，观众左右和控制着直播的进展，提高互动中的参与感，并在群体中分享共同的情绪和体验。直播间实现了感官上的在场确认与体验、隔离局外人的界限、聚集关注点相近的人群、分享与传达情感的基本手段等功能。因此，直播间内部的互动传播行为可以被视作互动仪式的典型行为。其次，互动仪式理论显示，“互动的目标是创造共享的意义”，成功参与互动仪式刺激着个体寻求更多的同类并激发他们重复互动行为的欲望。这就意味着，当用户找到了适合自己狂欢的频道，就可能会共同沉浸其中，而由主播良性经营的视频平台也会因为具有狂欢的氛围不断吸纳新的狂欢者。
当然，一旦狂欢落幕，曲终人散，其间是非得失只能由受众个体盈亏自负。在互动仪式市场中主要有两类交换：情感能量交换和符号资本交换。有人问这次事件最大的输家是谁，现在看来，乔碧萝殿下火了，和她连线PK的主播晴子也喜提“直播界锦鲤”称号，斗鱼平台借此引来一大批流量，最后只剩下豪掷10万元的头号铁粉和因人设被吸引的几万用户暗自神伤。（图源网络）
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编码（encoding），指信息传播者将所传递的讯息、意图或观点，转化为具有特定规则的代码。解码（decoding），指信息接受者，将上述代码按特定规则进行解读。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用户生产内容的同时也消费着媒介内容，对媒介内容进行二次编码。从本质上来说，网络直播是一种以年轻人为主的自我表达和互动需求的形式，它的低门槛准入和实时弹幕留言为我们构建了一种新型对话关系。网络直播使主播的自我与主体在受众的认同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受众却因此成为了群体，个体被掩盖了，受众并不满足于这种群体身份，力图彰显自我。进而，“观看”的体验变为“主动参与”的体验。
参与式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受众们相信他们的贡献是有价值的。直播事故发生后，很多人为了满足好奇而围观，也有人不辞辛苦地刷屏谩骂，一时间乔碧萝殿下成为了“坦克”“奶奶”代名词，称霸着B站的鬼畜区和军事区。满屏的弹幕和恶搞的表情包体现出原先只属于生产者的编码解释权被瓦解，在并不需要被许可的情况下受众进行着二度编码。针对解码的过程，霍尔提出了三种立场，分别是“主导－霸权”立场、“协商式”立场和“抵制式”立场。蔡徐坤因为流量注水而被全网吐槽调侃，六小龄童因为过度消费经典IP，被认为“德已不配位”，“萝莉变大妈”背后的狂欢不仅是万千粉丝伤透的少男心，还映射着许多人对主播行业存在已久的刻板偏见：在网上精心伪装，卖虚假人设，唱几首歌，就可以赚的盆满钵满。乔碧萝们只是一个个符号，被娱乐的方式来消费、宣泄、表达不满。背后是资本裹挟下，民众对被互联网操控与愚弄的无声抗议。（图源网络）
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尔斯廷敏锐地意识到一场“图像革命”已经展开，由图片、漫画和广告等构成的符号世界方兴未艾。保罗·莱文森曾谈到技术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它们倾向于更多地复制真实世界中前技术的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人们喜欢视听娱乐并非出于对阅读文字和纸质文本的厌恶或恐惧，而是文化传播的自然转向。数字视听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复制真实世界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人性需求，“图像化生存”成为数字原住民“在世”的基本形式，媒介内容价值也在“生活化”的影像消费中发生位移。人们通过数字技术美化修饰自己的照片和视频，得到那个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自我形象”，并不一定是因为容貌、体格抵达了某种关于“丑”的世俗标准，也不是因为预设了某种关于身体美学的自主想象，基于虚拟社交的自我修饰才是数字美颜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落点。
而在网络直播中，影像符号与话语信息不断扩散增殖，裹挟大量未经刻意修饰与剪裁的细节，观众在眼花缭乱的时尚符号包裹下飘飘欲仙，迸发出对于感性形象的迷恋，导致“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其所谓的内在价值并不能用经典的美学理论去衡量。乔碧萝一边说自己遭到了网络暴力，另一边又在利用暴增的流量变现，直到网络舆论逐渐失控。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注意力媒体—“眼球经济”。网络媒体庞大的受众群和纷繁复杂的内容呈现，决定了谁能够吸引受众眼球，谁就能在网络中维持生存和发展。也许上一秒你还在为乔碧萝殿下“众人皆醒我独醉”的自爆而作壁上观，下一秒就被28万的营销真相生生逼着缴了个“智商税”。说到底，我们不过都是这次资本炒作中无名无姓的“键盘帮手”罢了。在和理性的博弈中，人们又一次有意无意的结成了一伙“乌合之众”，齐美尔曾提到，人们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效仿他人的行为，模仿某种特定的范式；同时，又要体现跟他人的差异，显示区分和变化。从众性和差异性相统一的大众心理，推动时尚娱乐潮流浪涌波翻、更新迭代。那些靠“卖蠢”、“卖丑”人设的网红和明星虽生命周期有限，但他们的暗淡并不代表这一行业的衰败，十年前的凤姐如此，十年后的乔碧萝殿下如法炮制，但流量真的是一切吗？
答案必然不是，暂且不说如今“流量明星”一词多少带有一层贬义，乔碧萝这次的“自毁式”营销不仅倒逼直播平台加大自身监管力度，也给每次落入圈套的我们提了个醒，公众需要思辨，不管是出于戏谑还是好奇，乔碧萝们并不值得赢得关注，当然，他们也不应该成为焦点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陈伟军.网络直播的日常展演与场景魅惑[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4):54-63.[2] 董雨虹,高祥华.参与式文化下网络直播流行的文化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47-150.[3] 黄莹,王茂林.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直播互动分析[J].传媒,2017(08):80-83.[4] 乔碧萝的悲剧色彩，在于不愿承认自己的真实模样.知著网.[5] 刘丹凌.形象的焦虑:数字美颜、自我物化与后人类剧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0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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